(本文原刊於《人籟論辨月刊》，第86期（2011年10月），頁54-59）
作者：陳弱水教授（臺灣大學歷史系）
長年以來，臺灣的高中國文課存在著獨特的布局：除了一般的國文課本，還有一個名為「中國文化基本教材」的獨立科目。「中國文化基本教材」在2006年被取消，改稱《論孟選讀》，成為選修。今（2011）年六月十六日，教育部改弦易轍，決定恢復「中國文化基本教材」，雖然號稱必選，實質上是必修，名稱則變成「中華文化基本教材」，一字之差，反映了政治情勢與政治策略的微妙變化。教育部恢復「中國（華）文化基本教材」之舉引起了不小的批評聲浪。對這件事，我也是站在反對立場的，但就閱覽所及，我的一些看法並未見於已發表的言論中，因而願意略抒己見。這篇文章的目的，一方面在試圖闡釋教育部措施的涵義，一方面也藉機反思我們文化局勢中的若干深層問題。
本文要表達的，可以算是一個局內人（insider）的觀點。所謂「中國文化基本教材」，其實就是四書選本，即使2006年之後改稱《論孟選讀》，其中仍有《大學》和《中庸》的內容。我個人從大學時代以來，即研究中國思想史，直到現在，這還是我最重要的專長，對於四書的性質和意義，具有專業性的了解。再者，由於特殊的機緣，我在八歲和十二歲時各念過一次《論語》，而且剛好是讀「中國文化基本教材」本，而非全本，至今大部分仍能隨口成誦。四書之中，至少《論語》對我而言，是再熟悉不過的身內物。這樣一個局內人的批評性意見，應該有值得參考之處。
作為高中國文課的必修科目，「中國文化基本教材」出現於1962年，2006年取消，主張恢復「中國文化基本教材」的說法中，很重要的一點是：四書是經典，經典應該所有人都讀。我並不反對經典的觀念，也不反對基礎教育中有經典的成分。問題是：什麼是經典？四書是什麼樣的經典？
